老大六歲那年，我們曾經在秋色怡人的時節帶他到北京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作為遊客踏足北京，萬天紅葉藍天白雲，腦海中印下了蕭瑟的長城、雅緻的四合院、令人沈重的紫禁城......
五天的旅程，我們顧了一位當地司機：王先生。他話不多，但很親切，總是嘴角泛著微笑看著孩子。第二天上下車數次，他對我們說：「香港的孩子真有禮貎。」看著小小的Addidas套裝，他問是否很貴，我們說是淘寶貨，他一臉驚訝。
去長城的一天我們往北走，幾天下來，他大概知道我們平實可交心，開始談到自己。他說，六四時他就在長安大街，差點掉了性命。從鎮壓到反思，他明白到自己從小讀的歷史課都是扭曲的，國民黨當年又怎可能沒有抗日？我一下心酸，在綿延千里的壯麗長城下，住著多少個壓仰的心。
最後一個晚上，王先生送我們到大宅門吃晚飯。道別前，他輕拍孩子的頭，再從後車廂取出兩枝青島啤酒送給我們。相互一笑，盡在不言中。
我不知該如何解釋，其實香港人並沒什麼優越，就只是早幾代逃出來生活而已。如果要說六四是香港民主的起步，這場運動的啟蒙老師便是千千萬萬曾經九死一生的京城老百姓。當悼念都是奢侈回憶隨時有罪時，我們身處即將消失的彼岸，實在想不到任何理由親手讓歷史隱沒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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